评判标准的更替与普遍性的“新教化”
“九头蛇”与评判标准：
我们上文说了现代女权的理论问题，但看现在的情况，不难发现，它不但发展速度很快，而且得到了官方的支持。如果想要分析这个情况，不妨再用最初的模型。
我们之前提到过那个“无头巨人”比喻，而这个情况，不止适用于中国。对于现实中的大国来说，这才是正常的。
而没有一个总体的“头”，意味着实际上有一大堆的“头”，是个“九头蛇”的模型。所谓国家理念，或者说总体政策之类，其实就是这堆头的最大公约数。
起码对于大国来说，没有严格的、类似个人独立意志的“国家意志”，只有“国家共识”。而这种共识，往往也十分宽泛（因为人太多，利益团体也太多了），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，才会显得意见比较统一。
最开始，我们说过，合法性的本质就是“讲故事”说服人。这个共识，其实就是合法性被接受的具体表现。共识有多紧密，范围有多大，体现的是不同群体对于合法性的接受程度。
而现在的共识，书上都已经说的很明白了，就是经济建设。更具体来说，就是发展市场经济。
而在市场经济中，消费，是实现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最终目标，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和经济的最大推动力。（这个应该也是书上网上到处都有的）
而且，在这个环境下，社会生产的总量，总是要多于人们的总消费能力（参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），所以，大家就必须相互竞争，提升和控制消费者的消费欲望。
这种社会和以往都大不相同。在历史大部分时期，是提供武力和生产力的群体，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。而在这种消费主义社会里，是消费能力最高的群体，才拥有最高的地位。这个应该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
而作为一个官僚制国家，在国家共识确定之后，很快就会作为各级官吏的考核标准，固定下来。官吏因此必然要追求经济发展，也就必须要追求更高的消费能力。
谁的消费能力更高？是信奉消费主义的城市女性。而这些持消费主义的城市女性，同时也是现代女权主义的主要受众——因为现代女权主义自身，与消费主义是同源的，都是“蛮族生活方式”的产物，而且是没有本土化的、“纯度”很高的那种。
当今，一些人会本能地觉得，我为社会做出了更多贡献，为什么我的地位却没别人高。究其原因，其实就是新的评价标准，与刻入文明传统的思维方式，产生了矛盾。现在，很多让人觉得“割裂”，乃至匪夷所思的事件，有一部分就是源于此。
这一部分应该都是老生常谈的大实话了。
失控的释经与新教化：
上文所说的这部分，只是用来解释“为什么现代女权没有理论基础，却可以立足”——因为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创造的，而不是自然产生的。它真正的基础就是消费主义，是市场经济本身。
但是，只有基础是不够的。要把基础变为行动，产生动员能力，就需要一些更切实的东西。
这里，现代女权一方面引入了欧美的思路，比如各种宣传手法和行为艺术，另一方面，也需要学习本地的、有行动和动员能力的方式。
中国本地，最有能力的组织是谁？是tg自己。
大家要留意的是，一个政策也好，思潮也好，其影响都不会立刻消失。在合格的替代品出现，并且表现出值得“改革”的优势之前，不管民间还是官府自己，都会倾向于继续沿用。这个规律是普遍存在的，在各个文明，都能找到这种例子。
湖南大经师时代的一些理论，现在已经不再是主流了，但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，被使用者有意无意地延续。
对于当代的女权主义来说，虽然核心是现代女权，但在具体的理论、组织上，依然有很浓重的tg的影子。不清楚这是有意为之，还是下意识的模仿行为，但总之，结果是，当代女权主义者对它们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、改造，以达成自己的目标。
所以，很多时候，我们能发现，现代女权也在一边反对tg，一边在沿用当年tg的理论。比如tg当年是明确反对彩礼的，多次进行组织和教育，倡导废除彩礼，维护女性的独立。
但现代女权却十分在意这些，对于索要彩礼十分执着（得有钱才能消费），但证明彩礼合理的说辞，却是还tg的“权责对等”和“妇女独立”。
而且，这种截取和运用，已经到了潜移默化的程度。
我们还去看之前说过的民族问题。周相当年，就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，做出过一系列的表态。我随便复制几段：
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史上，周相明确指出：“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。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，向他们赔不是……凡事‘求其在我’，不要只说人家的错处”(《周**统一战线文选》，第192页。
“讲还债这是个比喻。有些人害怕提还债会引起民族关系搞不好，这是不必要的顾虑，哪里会有这种事情”？他认为历史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，并明确指出：“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”(《周**统一战线文选》，第340—341页。)。
当然，这些也不全是tg自己的原创。如前文所说，这个问题上，本来就受到了苏联很大的影响。正好资料里头也有苏联的论述：列宁在《关于民族和“自治”化问题》的“口授记录”中提到：“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，多温和一些，比让步不够，温和不够要好些”，（《列宁论民族问题》(下)，第868页）
这些说法，我想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熟悉，因为直接换个词，就能套用在我们所说的话题上：
“是男性对不起女性。今后我们男同志要代为受过，向她们赔不是……凡事‘求其在我’，不要只说人家的错处”
“讲还债这是个比喻。有些人害怕提还债会引起男女关系搞不好，这是不必要的顾虑，哪里会有这种事情”
“对女性多让步一些，多温和一些，比让步不够，温和不够要好些”
——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使用的套路。只要从原文里挑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，就能借助大家熟儜悉的逻辑，给自己的行动撑腰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“男性原罪”、“向女性还债”之类的思路，估计就是来自这些苏联和tg早年的理论。
所以，这就是第n+1遍吐槽，这些人的理论水平实在是非常糟糕，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号召，就是断章取义，盗用tg当年用剩下的东西……
说断章取义，是因为这些截取出来的部分，其实是没法放在完整的tg理论里进行解释的。
因为人家原本的理论，不止强调这一个方面。
周相明确说过，历史上不止汉族侵犯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侵犯汉族、少数民族互相侵犯，也都是存在的。在执行中，要反对“两种民族主义”：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，也要反对少数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。
Tg的思路，依然是权利和责任对等的关系，所以这二者有主次，但不可能单独存在。压制大汉族主义，也得同时压制分裂势力，这俩是一体两面的问题，需要同时解决。最后的目标，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。
虽然一直有人指责他过度偏袒少民，但实际上，湖南大经师时代，由于组织水平的极大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提升，tg对边疆区的控制力度毫无疑问是历代之最，对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也是空前的。其中一些举动，后来还被认为是做过火了。
然而现代女权主义显然做不到这一点。
比如，古代当然也有上层女性压迫男性、上层女性压迫下层女性的情况，但它就没法去分析和解释这个情况，更没法提出对应的做法。因为这个理论就不是“理论”，而是断章取义截出来的“口号”，其实根本没有自圆其说的能力，也是没法认真释经、辩经的。
结果就是，这些“理论”迅速宗教化——只准信“教义”，不准思考、推理，尤其不准质疑。因为这玩意儿只是个碎片化的口号，确实经不起细细推敲，推敲下来就给敲碎了……
另一方面，由于没有稳定、完善的理论，女权主义经师们也无法建立一个约束所有人的信条和教会组织，只能各自寻思，拉拢教徒。
早期的马主义，包括后来的苏联，本来就是在欧洲基督教背景下产生的，他们的理论论述，肯定会受到文明背景的影响。Tg在学习的时候，当然也会学来一部分。但问题正如之前所说，tg有一批学问高深的经师，女权主义者虽然也想抄，但她们却连个常凯申都没有……
这和新自由主义的新教背景，还会相互叠加。而这样的结果，就是之前说了好几遍的“新教化”。（它其实渗透到了我们周围的方方面面）
此外，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是消费主义，所以它其实是以市场，以商业为主体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它自然也没法辩证看问题。
Tg可以要求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得遵守规则，互相做出让步，但现代女权主义只能要求男方让利，承担责任，没法要求女方做出对位的行动。
因为在市场里，是有竞争的，哪个“教派”的教义里，要求女性也承担对男性的责任，那就没法竞争过其他号召力更强、消费能力更强的教派了。就像利润不够高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一样，这种教派，也肯定会被大环境淘汰的。
缺乏理论和辩证思维，强调信仰，喜欢借用别人的经——这一切就导致，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下，不难发现，现代女权主义的话语里，有股几乎无处不在的宗教味道。
到最后，它的理论就只是预设一些似是而非的“公理”，要求大家都默认这些概念成立，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。但这些“公理”是它四处瞎搜集来的，看的是对自己是否有利，而不是是否成体系。所谓公理能否自洽，其实它自己都不一定搞得清——这些“公理”，更时髦的说法，叫“政治正确”。
但问题是，中国恰恰是个“政治正确”水土不服的环境。
宗教社会里，教徒对于神谕当然是要言听计从的。但我们之前也分析过，现代中国人本质上是“精神士大夫”，他们更喜欢权责对等，而不是突然有人告诉你，要无理由地做什么。
哪怕是神仙想让人做事，也得先说这样有功德，大家才会积极。无缘无故提出个要求，肯定会让人迷惑的。
所以，那些让人本能觉得“违和”的感觉，很多可能就是这么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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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上文说了现代女权的理论问题，但看现在的情况，不难发现，它不但发展速度很快，而且得到了官方的支持。如果想要分析这个情况，不妨再用最初的模型。
我们之前提到过那个“无头巨人”比喻，而这个情况，不止适用于中国。对于现实中的大国来说，这才是正常的。
而没有一个总体的“头”，意味着实际上有一大堆的“头”，是个“九头蛇”的模型。所谓国家理念，或者说总体政策之类，其实就是这堆头的最大公约数。
起码对于大国来说，没有严格的、类似个人独立意志的“国家意志”，只有“国家共识”。而这种共识，往往也十分宽泛（因为人太多，利益团体也太多了），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，才会显得意见比较统一。
最开始，我们说过，合法性的本质就是“讲故事”说服人。这个共识，其实就是合法性被接受的具体表现。共识有多紧密，范围有多大，体现的是不同群体对于合法性的接受程度。
而现在的共识，书上都已经说的很明白了，就是经济建设。更具体来说，就是发展市场经济。
而在市场经济中，消费，是实现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最终目标，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和经济的最大推动力。（这个应该也是书上网上到处都有的）
而且，在这个环境下，社会生产的总量，总是要多于人们的总消费能力（参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），所以，大家就必须相互竞争，提升和控制消费者的消费欲望。
这种社会和以往都大不相同。在历史大部分时期，是提供武力和生产力的群体，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。而在这种消费主义社会里，是消费能力最高的群体，才拥有最高的地位。这个应该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
而作为一个官僚制国家，在国家共识确定之后，很快就会作为各级官吏的考核标准，固定下来。官吏因此必然要追求经济发展，也就必须要追求更高的消费能力。
谁的消费能力更高？是信奉消费主义的城市女性。而这些持消费主义的城市女性，同时也是现代女权主义的主要受众——因为现代女权主义自身，与消费主义是同源的，都是“蛮族生活方式”的产物，而且是没有本土化的、“纯度”很高的那种。
当今，一些人会本能地觉得，我为社会做出了更多贡献，为什么我的地位却没别人高。究其原因，其实就是新的评价标准，与刻入文明传统的思维方式，产生了矛盾。现在，很多让人觉得“割裂”，乃至匪夷所思的事件，有一部分就是源于此。
这一部分应该都是老生常谈的大实话了。
失控的释经与新教化：
上文所说的这部分，只是用来解释“为什么现代女权没有理论基础，却可以立足”——因为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创造的，而不是自然产生的。它真正的基础就是消费主义，是市场经济本身。
但是，只有基础是不够的。要把基础变为行动，产生动员能力，就需要一些更切实的东西。
这里，现代女权一方面引入了欧美的思路，比如各种宣传手法和行为艺术，另一方面，也需要学习本地的、有行动和动员能力的方式。
中国本地，最有能力的组织是谁？是tg自己。
大家要留意的是，一个政策也好，思潮也好，其影响都不会立刻消失。在合格的替代品出现，并且表现出值得“改革”的优势之前，不管民间还是官府自己，都会倾向于继续沿用。这个规律是普遍存在的，在各个文明，都能找到这种例子。
湖南大经师时代的一些理论，现在已经不再是主流了，但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，被使用者有意无意地延续。
对于当代的女权主义来说，虽然核心是现代女权，但在具体的理论、组织上，依然有很浓重的tg的影子。不清楚这是有意为之，还是下意识的模仿行为，但总之，结果是，当代女权主义者对它们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、改造，以达成自己的目标。
所以，很多时候，我们能发现，现代女权也在一边反对tg，一边在沿用当年tg的理论。比如tg当年是明确反对彩礼的，多次进行组织和教育，倡导废除彩礼，维护女性的独立。
但现代女权却十分在意这些，对于索要彩礼十分执着（得有钱才能消费），但证明彩礼合理的说辞，却是还tg的“权责对等”和“妇女独立”。
而且，这种截取和运用，已经到了潜移默化的程度。
我们还去看之前说过的民族问题。周相当年，就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，做出过一系列的表态。我随便复制几段：
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史上，周相明确指出：“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。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，向他们赔不是……凡事‘求其在我’，不要只说人家的错处”(《周**统一战线文选》，第192页。
“讲还债这是个比喻。有些人害怕提还债会引起民族关系搞不好，这是不必要的顾虑，哪里会有这种事情”？他认为历史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，并明确指出：“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”(《周**统一战线文选》，第340—341页。)。
当然，这些也不全是tg自己的原创。如前文所说，这个问题上，本来就受到了苏联很大的影响。正好资料里头也有苏联的论述：列宁在《关于民族和“自治”化问题》的“口授记录”中提到：“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，多温和一些，比让步不够，温和不够要好些”，（《列宁论民族问题》(下)，第868页）
这些说法，我想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熟悉，因为直接换个词，就能套用在我们所说的话题上：
“是男性对不起女性。今后我们男同志要代为受过，向她们赔不是……凡事‘求其在我’，不要只说人家的错处”
“讲还债这是个比喻。有些人害怕提还债会引起男女关系搞不好，这是不必要的顾虑，哪里会有这种事情”
“对女性多让步一些，多温和一些，比让步不够，温和不够要好些”
——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使用的套路。只要从原文里挑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，就能借助大家熟儜悉的逻辑，给自己的行动撑腰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“男性原罪”、“向女性还债”之类的思路，估计就是来自这些苏联和tg早年的理论。
所以，这就是第n+1遍吐槽，这些人的理论水平实在是非常糟糕，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号召，就是断章取义，盗用tg当年用剩下的东西……
说断章取义，是因为这些截取出来的部分，其实是没法放在完整的tg理论里进行解释的。
因为人家原本的理论，不止强调这一个方面。
周相明确说过，历史上不止汉族侵犯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侵犯汉族、少数民族互相侵犯，也都是存在的。在执行中，要反对“两种民族主义”：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，也要反对少数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。
Tg的思路，依然是权利和责任对等的关系，所以这二者有主次，但不可能单独存在。压制大汉族主义，也得同时压制分裂势力，这俩是一体两面的问题，需要同时解决。最后的目标，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。
虽然一直有人指责他过度偏袒少民，但实际上，湖南大经师时代，由于组织水平的极大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提升，tg对边疆区的控制力度毫无疑问是历代之最，对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也是空前的。其中一些举动，后来还被认为是做过火了。
然而现代女权主义显然做不到这一点。
比如，古代当然也有上层女性压迫男性、上层女性压迫下层女性的情况，但它就没法去分析和解释这个情况，更没法提出对应的做法。因为这个理论就不是“理论”，而是断章取义截出来的“口号”，其实根本没有自圆其说的能力，也是没法认真释经、辩经的。
结果就是，这些“理论”迅速宗教化——只准信“教义”，不准思考、推理，尤其不准质疑。因为这玩意儿只是个碎片化的口号，确实经不起细细推敲，推敲下来就给敲碎了……
另一方面，由于没有稳定、完善的理论，女权主义经师们也无法建立一个约束所有人的信条和教会组织，只能各自寻思，拉拢教徒。
早期的马主义，包括后来的苏联，本来就是在欧洲基督教背景下产生的，他们的理论论述，肯定会受到文明背景的影响。Tg在学习的时候，当然也会学来一部分。但问题正如之前所说，tg有一批学问高深的经师，女权主义者虽然也想抄，但她们却连个常凯申都没有……
这和新自由主义的新教背景，还会相互叠加。而这样的结果，就是之前说了好几遍的“新教化”。（它其实渗透到了我们周围的方方面面）
此外，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是消费主义，所以它其实是以市场，以商业为主体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它自然也没法辩证看问题。
Tg可以要求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得遵守规则，互相做出让步，但现代女权主义只能要求男方让利，承担责任，没法要求女方做出对位的行动。
因为在市场里，是有竞争的，哪个“教派”的教义里，要求女性也承担对男性的责任，那就没法竞争过其他号召力更强、消费能力更强的教派了。就像利润不够高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一样，这种教派，也肯定会被大环境淘汰的。
缺乏理论和辩证思维，强调信仰，喜欢借用别人的经——这一切就导致，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下，不难发现，现代女权主义的话语里，有股几乎无处不在的宗教味道。
到最后，它的理论就只是预设一些似是而非的“公理”，要求大家都默认这些概念成立，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。但这些“公理”是它四处瞎搜集来的，看的是对自己是否有利，而不是是否成体系。所谓公理能否自洽，其实它自己都不一定搞得清——这些“公理”，更时髦的说法，叫“政治正确”。
但问题是，中国恰恰是个“政治正确”水土不服的环境。
宗教社会里，教徒对于神谕当然是要言听计从的。但我们之前也分析过，现代中国人本质上是“精神士大夫”，他们更喜欢权责对等，而不是突然有人告诉你，要无理由地做什么。
哪怕是神仙想让人做事，也得先说这样有功德，大家才会积极。无缘无故提出个要求，肯定会让人迷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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